明鲁迅无疑是杰出的演说家，但他并不热衷于演说，有时甚至避之不及。“人家在开会，我决不自己去演说。”他不喜欢抛头露面；“我曾经能讲书，却不善于讲演”（《海上通讯》），他并不自认为是导师。但是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旗手，鲁迅每到一地，总被热血青年所崇敬和包围，演讲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“我在这里，被抬得太高，苦极。作文演说的债，欠了许多。”（《致章廷谦》（1927，2，25），他不愿意让青年失望；“明日又有一处讲演，后天礼拜，而因受师大学生之坚邀，只得约于下午去讲。”（《致许广平》（1932，11，20），正是由于不断的“坚邀”，鲁迅有证可考的演讲，竟达到66次之多。
鲁迅的演讲，不是名人的侃谈，不是学问的指点，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思与批判。鲁迅的演讲，如同他的文章，有人喜欢也有人惧怕。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岁月里，任何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挚的行动，都会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。鲁迅的讲真话和敢讲真话，从他的演说中可得到明晰的认识。“硬要我去，自然也可以的，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，否则，我宁可一声不响，算是死尸。”（《海上通讯》）厦门大学的校长认为学生应当埋头读书，而鲁迅认为应该留心世事。校长在演讲前请鲁迅吃饭，意图明显不过，但鲁迅登台演讲，说的仍然是“世界是傻子的世界”，“聪明人不能做事，因为他想来想去，终于什么也做不成”。校长是尊孔的，鲁迅却仍然要讲自己的“‘少读中国书’主义”。也有时，鲁迅执意只讲学问，不谈“政治”，陕西军阀刘镇华趁鲁迅在西安讲学，特邀他为下级军官演讲一次，意在让鲁迅为自己的“政绩”做一番鼓吹，鲁迅的回答却是：“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，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。”这就是鲁迅，鲁迅演讲的魅力，绝不只是一个“口才”问题。
鲁迅的大多数演讲，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思想家的自白，一个革命家的鼓动，一个文学家的教诲。他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，有时很少能被听众全部听懂，但无论在北京、厦门还是广州、上海，每一次演讲的消息都会不胫而走，每一个演讲地都会挤满聆听鲁迅声音、目睹鲁迅风采的听众。
有许多我们熟知的鲁迅名言，就出自他的演讲词中，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”“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有光明。”“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说话，勇敢地进行，忘掉一切利害，推开了古人，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。”在民不聊生、军阀割据、思想压抑的时代，鲁迅的并不高亢却坚强有力的声音，是穿透历史，映照古今的民族的强音，他的文章已经使关在“铁屋子”里的人猛醒，他的演讲，又无疑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。
鲁迅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讲者，他的幽默引来听者的笑声，自己却不笑，有如他的文章一样沉静；他的讲话常常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，他自己却依然平静地讲着。“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，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划的煽动和激昂的。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，平静而清明，不急促，不故作高昂，却夹带着幽默，充盈着力量，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，刮得那么透彻，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，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。”（林曦《鲁迅在群众中》）鲁迅的演说，又何尝没有技巧，而这“技巧”，是旁人无从学起的。
在当代中国文化界正处于对话、演讲、研讨的热潮中，人们对此现象众说纷纭的时候，关心和领略一下鲁迅演讲的风采，不无对比当下的特殊意义。
